国外一些国家所谓的公共所有权一般是指政府投资满足公共用财产的所有权，比如公园、公厕等公共设施。
为了对这种多数人的意志形成约束，从而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在西方宪政国家，一般赋予司法机关或独立的宪法法院行使对国会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依据宪政理念，军队或一切武装力量均应为国家所有而不能听命于某一政党。
司法独立是宪政体制中的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中的原则。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其实现的途径是由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组成不同的政党，代表本党通过自由竞选上台执政，在野的则为反对党。但议会民主的实际运转完全掌控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根据宪法的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没有经过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时指出，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权利（财产），一天天地把政权从贵族手中夺走，除了金钱特权他不承认任何特权。
而且该文仅此一处并列，其他论述则将苏联和欧美国家划分得十分清楚。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宪法，但宪法的内容和确认的国家基本制度是根本不一样的。二是行为的性质决定的。
这种依赖性恰好说明宪法也需要刑法的支持。司法公安人员应当树立以宪政思想作为法律信仰的基础之观念，在政府政策与宪法规范发生矛盾时，自觉地向宪法看齐，确保法治生活多元而又高度的统一。宪法可以对刑法施加政治影响，但其广度和深度也需要有所约束。中国宪政问题当然不能仅仅依靠修改宪法就能够完成的，它与政党政治、人民主权及法治思想都有着密切联系。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在归纳和整理法律生成、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时，发现了法律受控于国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律性内容，于是就将这一发现作为历史的事实给固定了下来。宪法要想实现它的价值，通常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的方式，即实现宪法的司法化。
此时，刑法从宪法处获得了控制作为个体概念的公民的权力。文章来源：《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3期。从本质论，刑法当属公法无疑：（1）我们承认刑法源自私法。而在法律内容的排列上又将王权、宗法、祭祀等内容置于法律的上位，因为这些内容均属于当时社会最敏感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当国家公权力最初介入刑法时，可以说是一次历史的进步，因为它终结了私刑的滥用。这样的虚实搭配并非最佳模式。直到1996年中共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构想之后，中国刑法才于次年将其废除。在公法域界里，宪政理论有三个观点值得关注：（1）人民与国家的权利关系是，人民授权政府，政府掌握国家政权。
中国宪法的司法化路径可以有几种选择，其中在组织机制上，可以选择：一是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并非现在的宪法工作委员会）。（3）假定它们之间是属于带有政治性质的法律关系或是带着法律性质的政治关系，刑法就需要撇清它与政权、政治组织、政治人物以及政治形势之间的关系[9]。
宪法价值必须通过发挥基本法的工具性功能才能得以实现。这些历史因素多少也影响到他们对本国国体与政体的不同选择。
可见，刑法价值的顽固性决定了它是不容易被消解的。不可否认，宪法规范无具体惩罚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了它对刑法的控制关系。因此，跨领域、多角度地研究宪法与刑法之间的域界关系，从中印证约制思想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是全面树立法治理念、完善中国宪政理论架构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政治观点上的差异性，中国人民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但在现代社会里，仅仅只有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近几年发生的类似佘祥林、赵作海等人的冤案不会是偶然的，这些案件表面上是由严重的刑讯逼供造成的，实际上与其背后的具有明显弊制特征的司法运作体制有关——这些错案没有一起是经过诉讼程序主动发现的，总是在被害人复活后才得以纠正——这至少说明了中国的司法运作机制及程序已经部分失效。
所不同的是，在推行宪政体制的国家里，他们对于宪法之虚采取了一系列变虚为实的措施，或加强了宪法对社会法律生活的监控力度，或直接让宪法进入司法操作程序，使宪法的纲领性原则变得具有鲜活的、可以被直接援用的生命力。六、从实效关系论，宪法是务虚法、刑法是务实法的搭配模式有无讨论的空间？ 宪法是从国家全局角度对主要与重要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这就迫使它只能对相关的每一个问题作出纲领性规定，而纲领性规范的特点是只提号召性原则，却无规范的制裁措施。
（三）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刑法的保障职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加强。在我国宪政理论方面，有的把宪法看作是社会革命或变革的结晶，还有的认为它是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不论是从那一方面考虑，宪法是政治法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近代以来的法律生活却已不可能无视宪法的存在乃至鹤立独行。如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权原则，这是否意味着刑法就一定要消灭死刑制度或取消一切的重刑措施？它们之间在价值论上就一定是对立的吗？其二，刑法的独立性影响到它对宪法控制的态度。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语），因此说宪法是政治法是有依据的。这说明约制刑法不是以范围大小作为前提，而是以宪法实际约制刑法的效果为标准的华夷之辨的一个方法论表达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在这种华夏文明中心论下，晚清士人确信，即使武力上败给了西方列强，但这种冲击力也不能够摧毁华夷框架。
从表象上看，晚清士人的政制观念正一步步地演进，当时把宪政实践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仿行立宪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立宪政体的选择，从深度精神结构上来分析，这种支撑这种选择的依旧是华夷之辨和中体西用的顽固框架。当时人们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晚清朝野在应变对策上，每随外患日甚而产生一种新的认知，从海防不修而追求稳固海岸线，鸦片战争失败而追寻坚船利炮，又知自然科学的功用，最后归结于政教修明方可根本上实现退虏和送穷。
叁就此而言，华夷之辨框架下的跨语境实践所导致的宪政观念的异化，一方面可能确有淮南淮北的因素，另一方面在顽固的华夷之辨的自我文明观中心主义统治下，域外观念和制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要接受过滤和重塑，而过滤和重塑的根据则来自于传统政教文本的解释。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但是，无论是基于客观的跨语境实践，还是出于不同动机的词语滥用，宪政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发生和变异都是通过彼时主政者和知识人的内在的思想实践来完成表达的。从表象上看，两次封闭都缘于主政者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判断，而从深层次的历史和精神结构看，两次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实践又极为清晰地展示了中国人追寻现代、重建现代认同的急迫甚至焦躁。
如已经被奉为公理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西俗不知五伦，自当在文明之外。而如今西洋的武力进犯也同样不能够颠覆传统的文明观和天下观。而这种矛盾的心态和屡遭挫折的师夷，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步入一个全新阶段时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思想困局和民族精神结构的错位。进入 王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
书中论述了与近代中国宪政发展存有纠葛的宪法、民主、民权、科举、议院、训政、文治和立宪国等九个关键词。于是，置于转折点上的发展或变革，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一种向传统找寻现代资源的倾向，以接续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缺失了对主宰观念发生发展的思维模式的追究和清算，即使我们能够还原宪政关键词的本来面目，却依然无法激活近代中国宪政史的当代意义，依然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词语和观念的异化。这是近年关键词研究方法渐兴以来，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论作。
根据此种分析，我们可知变异的发生不同在于前者侧重于客观而后者可能更多归因于主观。肆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自我封闭，与之相对则有两次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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